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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3%，直接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如果2025年这部分贡献大幅回落，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就需要国内消费和投资来弥补。”王一鸣表示，从今年的情况看，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明显增多，不利影响可能加深，扩大国内需求则会更加紧迫。

“提高收入是当前最直接、最基础性的手段。”王一鸣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医保补助标准等，可以提高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比重来提高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提振消费。

展望2025年，王一鸣表示，美国最新的贸易政策以及在科技领域采取的限制可能会有更多不确定性，此外，在出口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全球需求的扩张可能放缓，对中国的出口增速也会形成压力。

王一鸣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影响中国的内需：一是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二是疫情后资产负债表受损对需求造成直接影响，影响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使居民消费更趋谨慎；三是地方债、政府债务压力抑制了需求扩张能力。

第一时间是采取持续的财政政策，尤其在提振消费上要更加持续有为。要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将部分过去按照惯例用于投资的资金转用于惠民生、促消费。

app下载安装官方免费下载当天中国国际经济研讨中心举办“经济每月谈”。王一鸣在会上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其中最突出的还是国内需求不足，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增速低于过去几年的平均水平。

他表示，投资和消费的失衡，会带来消费率持续偏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些都会对消费带来明显制约，并给经济增长带来压力。“因此，要提振消费，从根本上说必须加快转变开展方式，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模式转向政府促消费引导投资的模式，从注重物的投资转向更加注重人的投资，这样才能形成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和有效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