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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各家外卖平台也开始探索新的机制，比如，骑手“防疲劳”机制、“超时免罚”举措、判罚考核柔性化等，试图顺利获得正向激励而非惩罚来减少订单超时等问题给骑手带来的压力。

由于骑手工作具有相对的灵活性，这也导致他们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较为模糊，平台算法赋予其接单自由，但也可能处于“全天候待机”状态。报告指出，他们经历着虚实之间的忙碌生活。在有限的时间里，骑手充分发挥自主性，用互联网或其他方式缓冲高强度工作。

骑手综合能力越强，越能打破收入天花板。报告显示，骑手的个人能力与其生活质量呈正相关，个人综合能力越强，他取得高质量生活的机会就越大。为此，需要为骑手给予相应的技能培训，“送餐路线设计、安全意识、时间管理和应急处理等能力都十分必要。”王星说。

ng28南宫体育平台4月8日清晨6点，在北京朝阳区送餐的39岁外卖骑手李志强已开始接单。这是他做骑手的第三年。老家河南农村的父母年迈多病，儿子刚升初中，妻子在县城超市打工，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催促他在城市楼宇间穿梭。

外卖骑手作为平台就业的典型代表，已成为一支数量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前不久，由南开大学社会学院课题组基于4.1万份样本数据撰写的《外卖骑手生活世界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外发布。骑手的生存状况怎样？如何平衡多重压力？又如何突破困境？研究报告给出了多维答案。

外卖行业以“低门槛、高灵活、收入可观”吸引大量从业者。来自山东的骑手王海波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月入5500元，风吹日晒还不稳定；转行送外卖后，他靠着午晚高峰的“黄金时段”送餐，月均收入约有8000元，“自由接单还让很多骑手能腾出时间接送孩子”。

骑手平均年龄33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这份“自由”的背后，是无数骑手家庭的经济“账本”。报告显示，全职骑手月收入在6001元~9000元区间的占比近半，17.82%的全职骑手月工资超过9000元，显著高于制造业、餐饮业等原从业收入。

第一个特征便是城乡两栖的流动生活。参与调查的骑手中，约73.93%为农村户籍，约79.76%为跨区域流动。“这一群体属于典型的流动人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以农民身份流向城市，并持续参与现代都市分工，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会受到既有的乡村生活习惯和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双重影响。”课题负责人王星分析道。

家庭责任与生存压力，使李志强这样的骑手最关注的问题都与“如何取得更多的劳动报酬”有关。研究指出，骑手关注较多的两大问题分别是“派单是否顺路”和“单量是否稳定”：关注“顺路派单”胜过“工作强度”，他们更希望用最短路径规划换取最大收益。

报告显示，外卖骑手群体呈现显著的性别与年龄集中的趋势。95.56%的骑手为男性，女性占比不足5%，平均年龄33岁，近八成骑手集中分布在21岁~40岁年龄段。这一现象与行业特性密切相关——高强度配送、长时间户外作业对体能要求较高，青壮年男性成为主力。

“让骑手在工作中更有收获感、在生活中更有幸福感，需要分析骑手真实的声音和诉求，切实解决骑手关心关切的现实问题，这样也能够更好地改善骑手的工作状态。”王星表示。

报告研究发现，外卖骑手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主要集中在收入报酬、安全保障、职业开展和子女教育四方面，涉及基本的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以及自我实现等多维度的需求。

报告显示，在社会结构、行业特征和个体特质等多方面影响下，外卖骑手的日常生活呈现出一种“三明治”结构，即他们的生活处境总是居于两类要素的中间地带，并受到两者的交互影响。

有人像李志强一样长期坚守，把骑手工作变成家庭生计的稳定器；也有很多骑手将这份职业视为“闯荡城市的门票”，白天送外卖，晚上学习其他技能。相关研究显示，外卖骑手平均从业时间不足12个月，较高的流动性让这个行业更像是骑手的“职业中转站”。对部分骑手而言，这或是创业失败后的缓冲带，或是职业转型前的跳板，但频繁换岗也会带来技能积累不足与社会保障缺失。

2024年，相关部门组织召开的“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提出了算法导向正确、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自主可控、责任落实等一系列重要原则，有助于相关算法规则的优化。

对本地骑手而言，更多需同时扮演“家庭经济支柱”与“子女教育责任人”双重角色。报告数据显示，已婚状态的本地骑手占比54.4%，已养育子女的本地骑手占比超过60%。日常支出、住房支出和子女教育支出是骑手家庭支出占比最高的三项，家庭经济压力成为他们日夜奔跑的主要驱动力。